探寻教师科研评价中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学评价的共生价值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宋旭红

　  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学评价是高校教师科研评价的两种基本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学评价研究孰轻孰重、孰主孰从，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界不断争议的话题，同样也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难题。
　　一、对同行评议的思考
　　与文献计量学应用于科研评价的时间相比，同行评议要早很多。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同行评议可追溯至1665年伦敦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学报》，作者的稿件在《哲学学报》发表之前需要经过皇家学会会员审查程序，这一程序被认为是同行评议的第一次“真正的”发端。同行评议从出版物的许可、审查到基金申请，其间历经200多年，首次基金申请的同行评议发生在1879年的德国科学应急组织基金会（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前身）；以1944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法令通过为标志，基金申请同行评议开始了最重要的制度建设；1950年，随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同行评议成为决定申报项目是否获得资助的一个关键程序。高校教师科研评价中的同行评议，只是同行评议程序的一个“拓展”。
　　同行评议是一套用来评价科学工作的有条理的方法，科学家用来证明程序的正确性、确认结果的合理性以及分配稀缺资源（诸如期刊篇幅、研究资助、认可以及特殊荣誉等）。［1］同行评议在科学活动中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它致力于通过传播当前最先进的知识而有效地促进知识生产，并且致力于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且最为重要的研究活动。此外，由于同行评议能够使科研人员获得其声誉，因此一直以来它也是决定科学“社会结构”的最主要机制。同行评议在增强科研人员声誉的同时也强化了科学共同体的自治。
　　同行评议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同行评议中人情关系有时会干扰评议的公正性，利益冲突引发对评阅人学术品行和学术良知的考量，对评阅申报书的学术剽窃形成对学术诚信的冲击，评阅人的学术水准和既得利益也会导致对创新性研究成果，尤其是原创性学术成果评价的苛刻乃至拒绝，交叉学科评议同行难寻，如此等等。
　　二、对文献计量学评价的思考
　　文献计量学的诞生被认为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发表的一篇论文有关，文中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洛特卡定律”：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P与论文数量N的平方成反比。文献计量学最初是应用于图书馆期刊馆藏管理，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于评价科学研究活动的生产力和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应用于大学管理并普遍成为评价科研和科研人员的主要工具，其广泛应用的原因恰是因为同行评议越来越多地被认为过于主观，需要用更为客观的数据来加以补充甚至替换。［2］科研评价只是文献计量学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以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或H指数等定量指标评价科学研究，正是文献计量学最主要的评价功能。
　　总体来看，文献计量学评价对研究成果科学影响力的评价有积极作用。有研究对1955年至1965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毕生作品的平均引用次数进行了统计，结果为58次，而1961年SCI对其他科学家的平均引用次数仅为5.5次；在1961年SCI出现的25万名科学家中，只有1%的人被引用达到58次或以上。［3］但是，研究者同时又发现了文献计量学评价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自身缺陷：如一篇论文的引用不多有时并不代表论文本身质量不高，只是反映了科学家们还没有对这一主题感兴趣；在人均论文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被引频次也取决于学术共同体的规模；一些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零引用状态，许多重大的发现很多年以后才会被引用；对于人文学科领域的出版物评价有时会产生功能性障碍，等等。［4］这些现象的存在，又从客观上为同行评议的合理性提供了反证，为文献计量学评价提供了反对和批评的实证。
　　当文献计量学评价应用到科研绩效的管理时，科研评价指标就转化为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学术影响力与被评价者的经济利益挂钩，从而引发鲁索所述“指标利用能力”的悖论：当科研人员运用科学计量学指标的特征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科研价值的能力时，一方面可以把这种能力视为反映自己科研情况的一种有用工具，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试图去操纵指标或者从事科研活动不再是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仅仅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指标值。正因为如此，《旧金山宣言》明确指出这样的指标不适用于聘任、晋升和科研经费分配的决定。［5］
　　三、探寻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学评价的共生价值
　　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交织的运行关系中，要警惕形成以行政权力为本的权力结构和价值衡量尺度，避免出现“行政权力越高,专业判断的权威就越高，学术评价的控制权、话语权和优先权就越大”等问题。如果行政权力想当然地就拥有了僭越学术权力的资本，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发挥绝对强大的作用，学术权威唯命是从、随权逐流，依附而生成为学术权力运行的惯性和常态，其结果则可能导致学术职业基于专业水准的学术判断屈从、依附或让位于行政权力。当行政体系和学术体系中的等级特权相互支撑、纵横联动，将学术职业缔结成一个特权利益关系网络时，同行评议的主观性弊端就会受到更多质疑。
　　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竞争和绩效评价为主导的高校教师评价制度与国家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模式共同作用，将高校教师置于立竿见影、“短平快”的发展时空和评价捷径，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学术质量的现象蔓延不止，以劣胜优驱逐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急功近利行为和学术投机行为，科学研究活动中对于未知好奇而内生的热爱、无私探索的激情、在失败中积累成功的等待和耐心、敢为人先的漫长探索和创新勇气与胆识等，在“量利而行”的选择和“唯利是图”的追逐中受到了抑制、挫伤，潜心科研、孕育原始创新和团队创新的学术生态遭到破坏。所有问题的追根溯源，又使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的种种弊端更加尖锐地凸现出来。
　　建立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学评价的共生价值，一是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导的评价逻辑。充分发挥同行评议在科学研究活动内在质优评价中的核心和关键作用，同时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在学术共同体内建立学术诚信的价值共识，正确处理好学术自治、学术自律与学术责任三者的关系。二是要理性分析文献计量学在高校教师评价中的价值定位。尤其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文献计量学评价仍然在突出标志性成果的创新性、显示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价值和作用，在克服同行评议的主观性和公信力不足等弊端、评价从无到有和非共识项目原创价值等方面具有客观优势。三是建立学术价值（创新性、原创性、潜在变革性）和广泛影响（社会福祉、社会效益）并重的价值评审原则和标准。
　　无论是同行评议还是文献计量学评价，只是高校教师科研评价的方法，是评价的手段，不是目的。如何实现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学评价的优势互补，克服两者自身固有的缺陷，创建以质量、创新、社会贡献为内核的评价标准和真理至上的评价文化才是根本。

参考文献：
　　［1］［美］达里尔·E.楚宾，爱德华·J.哈克特.难有同行的科学：同行评议与美国科学政策［M］.谭文华，曾国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2］［4］［加］伊夫斯·金格拉斯.大学的新衣？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的反思［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8，13-64.
　　［3］Jonathan R. Cole，Stephen Co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M］.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3：22.
　　［5］［比］罗纳德·鲁索.期刊影响因子、旧金山宣言和莱顿宣言：评论和意见［J］.图书情报知识，2016（01）.